王阳明在12岁时就立志要做圣人。为了这一目标，他35岁之前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努力从事各种探索，试图找到一条通向圣人境界的康庄大道。

 他精通儒家经典，会通佛教、道教，精研各种兵法，娴熟于骑射之术，擅长于诗词歌赋，甚至书法也为明代一绝，至于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一派思想，则不仅熟知，而且付诸实践。

 例如朱熹讲“格物致知”，认为一草一木皆含天道至理，他就去“格竹子”，结果大病一场。正是在亲身实践中，他逐渐体会到了朱熹的思想路数未必真正能引导人们走上通往圣人境界的道路。

 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35岁，由于上书谴责宦官刘瑾，遭受酷刑、身陷囹圄，出狱后又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今贵州省修文县）。

 在龙场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与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王阳明的生命境况被逼到了极限。生存还是死亡，对当时的王阳明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

 正是在这种无法形容的极端艰险之中，王阳明实现了自我生命境界的突破与超越，“龙场悟道”成为他精神生命与思想生命全新的转折点。

 “龙场悟道”作为王阳明生命转折点的意义，是他终究找到了我们如何成为圣人的根据，从而为他此后的全部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根据与基础，他简短地概括为三个字——“心即理”。

 既然是“心即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原本就孕育着无限广大、无限光明的道，所以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充分具备圣人的全部本质的。

 只要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与人物、事物相交往的全部过程中，把我们内在的“本心”体现出来，我们事实上就是在“行道”，就是走在通往圣人境界的路途之中。

 因为圣人与普通人并不具有本质差别，只不过圣人能够时时、事事、处处都体现出他无私的、与天道相统一的“本心”，而我们普通人却往往免不了自私自利、计较利害。

 正是私心、私利、私欲的计较，才使得我们与圣人相去悬隔，甚至背道妄行，甚至堕落到极点而不能求之于人道之域。

 “心即理”作为一种观念，在理论上建立起了人的现实存在与最高天道之间的本质同一性，为人的生存确立了本原性的生命根基，同时也为人生的意义确立了本原性根基。

 如若生命没有根基，谈何生命的意义？因此在王阳明那里，“心即理”即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本原。

 “心即理”的现实表达与体现，即是生存意义与价值的现实展开。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并不是先验赋予的，而是通过个体的现实生存过程来实现的。这显然并不只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正因为如此，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即开始宣讲“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