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一下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系出曾氏南宗),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
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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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著作收于《曾文正公全集》中。
生前出版影响深远的《曾国藩家书》,另还著有《挺经》、《冰鉴》等现代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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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太平天国罪责难逃。”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有的论者则认为,***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