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乱世时期，是周室势微，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人民罹难，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世风不古，人欲横流的时代。子弑父、臣弑君，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更有不能保全国家社稷者不计其数。孔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对的是上至中央的周天子，下及列国的诸侯们，都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都是内乏涵养的品性，外无利民的德行。只会争权夺利、残暴恣睢、穷兵黩武、穷奢极欲。正因为如此的纷争社会乱象，人们大多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因而孔子以悲天悯人的心情著述立说，周游列国，希望各国统治者能追随古圣先贤的高风亮节，使人民达到安居乐业的理想生活。其实，儒家思想是孔孟对历史总结和理想再现。孔孟之道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是提倡尧舜禹的治国理政经验，效法周文、武王的礼义文明制度。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已欲立而立人，内具圣人的才德而外施王道。像尧舜治世理政一样，积善累功，德洽百姓，摄行政事，顺天应人。

帝尧为古昔圣王，既有伦理道德方面的理想人格，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主楷模。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是孔子对尧的赞美，历史评价尧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汉武帝也赞颂尧：“千古帝范，万代民师，初肇文明，世人敬赖‘’。越是明君圣主越谨言慎行，尧时常警诫自己：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夕不至朝。并且还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其错。

舜自幼家境清贫，家庭情况不好，是瞽瞍之子，自幼母亲离世，后母刁难，兄弟阴险。父顽，母嚣，弟傲。 说的是舜从小受父亲瞽叟、后母和后母所生之子象的迫害，屡经磨难，仍和善理智应对，用孝行感动世人，以孝顺闻名于世，故深得百姓赞誉。帝尧听到舜的感人事迹，將两个女儿嫁给舜，后来又将帝位禅让虞舜。舜继位后，选贤任能，以德治国，育民五典，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教民五伦，即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传说舜巡狩四方，整顿礼制，减轻刑罚，统一度量衡。要求人民“行厚德，远佞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在其治理下，政教大行，八方宾服，四海咸颂舜功。

西周王朝建立后，设立了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周公制礼作乐，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引导社会形成公序良俗，宗法制度通过血缘的亲疏，确立起一整套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与继承制度，宗法关系有利于凝聚宗族，防止内部纷争，强化王权。井田制是施行土地公有，利益均等。

儒家思想正是孔子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开具了仁义忠孝礼智信的药方。儒家思想的孝悌忠信和仁义礼智信等在总体上说是好的，她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助于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儒家思想的忠君和爱国总体来说是好的，有助于凝聚民族力量，有助于构建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儒家的礼和仁的思想，有助于社会团结，让人们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儒家思想倡导出仕，有助于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力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尧舜薪传中华心法，是社会发展成功模式，人心惟危，就需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另加法典。儒家提倡德政礼义，强调道德感化，明确意识形态。法家强化制度，惩戒制止犯罪，约束行为规范。内修儒学，外用法典仍然是维护统治的措施。法律是行为的底限。法律是道德的依托和支撑，道德是法律的根基和良知，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在作用上相互渗透互相促进。法律必须以公认的道德规范为基础，道德必须靠公正的法律来维护。法乃治国之本，德是做人本分。法是立世规矩，德彰人生哲理。国无法不立，人缺德难成。

这也正是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需采取儒学的原因。统治者要以立德为功，只以智谋法制作为霸业的手段。

孔子的尊王主张，也是要求君主以仁民爱物为思想，要以圣贤尧舜为榜样。并不是如后世儒生，为了功名富贵，只要是那个称王称霸，就甘愿臣服，有如有奶便是娘，不管什么皇帝霸主，都是君权神授，而甘愿奉承，还笑口常开：皇上英明，吾皇万岁。